首先，按《逸周书·谥法》：“辟土服远曰桓”。可见，“桓”一字，并非恶谥。
对齐桓公而言，他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的霸业，足以当得上“辟土服远”四字，因此他的谥号“桓”也足以评价他的一生功业。
然而，齐桓公的一生，“辟土服远”四字又是否足以涵盖?
齐桓公晚年重用易牙、竖刁、公子开方等等小人，使得齐国政坛陷入混乱，自己临死前也被这些小人禁锢，落得个孤独病死在床无人知晓的可悲下场。
以齐桓公晚景的凄凉而言，“桓”的谥号似乎又过誉了。
从齐桓公的例子就可见，以谥号来全面地评价一个人其实是极为困难的。“辟土服远”，本身来说并不是什么恶谥，齐桓公本人也确实有过“辟土服远”的功业，但是他晚年的昏庸也是历史事实。因此，后人在给齐桓公定谥号前，究竟是该突出他的功业还是突出他的过失?
对齐桓公，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。
再来看另一个例子。
楚共(恭)王死前，曾经留下遗言：“我没有德行，丧失了先君的霸业，败坏了楚国军队，这是我的罪过。如能保全首领而终，得以在春秋二季祭祀时追随先祖，请将我的谥号定为‘灵’或者‘厉’。”
灵：“死而志成曰灵，乱而不损曰灵，极知鬼事曰灵，不勤成名曰灵，死见鬼能曰灵，好祭鬼神曰灵”;厉：“致戮无辜曰厉”。“灵”，肯定不是美谥，但还算不上恶谥;“厉”则肯定是一恶谥了。楚共王如此看待自己，说明他确实在临死前意识到了自己的执政失误，否则楚国也不至于失去了楚庄王时期的霸主地位了。
然而，楚共王死后，楚国令尹子囊却将他的谥号定为了“共(恭)”。楚国大臣们都说：“大王不是已经定了吗?”子囊回答：“不行，侍奉国君之人，议定谥号时要举出他的善行而不是他的过失。楚国威名显赫，在君王统治下，镇抚南方，畏服中原，尊荣可谓大矣。如此尊荣，又能知其过，难道不可以称为‘共(恭)’吗?如果要举出君王善行，那就请定为‘共(恭)’!”
子囊在定楚共王谥号时，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：“夫事君者，先其善不从其过。”因此，国君去世后的谥号是否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其一生功过，就是“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”了。
后世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，都因为“先其善不从其过”的原则，在谥号方面往往存在一些不符其实的现象。典型的如汉桓帝，虽然有清除跋扈将军梁冀之功，可是他重用宦官乱政、卖官鬻爵，以致民不聊生，引发了著名的党锢之祸，可谓是昏君的典型。后世刘备与诸葛亮在谈及汉朝历史时，也称：“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、灵也。”
可见，对汉桓帝的评价，普遍不高。可他却得了“桓”这一美谥，可谓是糟蹋了这一谥号了。然而，从“先其善不从其过”的原则来看，就可以理解了。虽然汉桓帝执政多失，但汉朝政权并非在他手上倾覆，当时大臣从这一原则出发，为他选取一美谥也是正常。
然而，对齐桓公而言，“辟土服远”四字完全当得上他一生功业，“桓”字当之无愧。“桓”谈不上是什么恶谥，只不过后世在定谥号时，常常把控不住基本原则罢了。
齐桓公之前有周桓王，周桓王之前有郑桓公。桓怎么是恶谥呢。桓者，威也。
